1690年 ，清康熙年间的《黔书》和《贵州通志》中就有对野生刺梨利用的记载。《黔书》中载有：“刺梨野生，夏葩秋实，实如安石榴而较小，昧甘而微酸”。“食之可以解闷，亦可消滞，渍其汁煎之以蜜，可作膏，正不减于梨渣也”。

刺梨资源的利用最初是个体户加工、自产自用自销，分散、规模小。据《贵阳府志》记载，清道光年间（1821-1850），“今黔人采刺梨蒸之、爆干、囊盛之酒盎，名刺梨酒，味甚佳，甜而能消宿食”。清代中期，黔中的刺梨酒从农家自酿自饮逐渐作为商品进入作坊。

1833 年，吴嵩梁《还任黔西》诗句“新酿刺梨邀一醉，饱与香稻愧三年”。吃三年稻米还不抵喝一顿刺梨酒痛快、尽兴。

1850 年，《贵阳府志》有“以刺梨掺糯米造酒者，味甜而能消食”的记载。

1870 年，《本草便方二亭集》记录了刺梨的药用价值。

当今最广为传道的是清光绪年间的青岩状元赵以炯的《咏刺梨》：“生在山间不入盆，擅妍不肯进朱门。却和龙井酿成酒，贡上唐朝承圣恩”。诗中前两句“生在山间不入盆，擅妍不肯进朱门。”讲的是刺梨生于野外山间，花朵艳丽夺目，却不愿进入“高门”做“温室花朵”的“气节”。“却和龙井酿成酒，贡上唐朝承圣恩”。第三句中的“龙井”，是青岩古镇上的千年古井；第四句讲述了刺梨与龙井泉酿成的美酒，作为贡品上贡朝堂。

民国初期，花溪青岩古镇有 4、5 家刺梨酒坊，其中以大户刘金保家较有名，产品依靠人挑马驮外销黔中各地。

到上世纪 40 年代中期，贵阳花溪青岩古镇刺梨酒已有一定的规模，逐渐形成了刺梨产业。

1941 年，营养学家王成发教授，发现刺梨中的维 C 含量极高，是猕猴桃的12倍，柠檬的75倍，苹果的500倍。

1942 年，时任国立贵州农工学院院长的罗登义为解决战时民众和抗日将士的营养缺乏问题，他通过对 100 多种果蔬的研究发现，贵州的野生刺梨果实富含维 C、VP 、VE，其中维 C 在每 100g 刺梨果肉中平均含量 2390mg，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果蔬。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成果，罗登义教授积极呼吁广大民众及抗日将士，“每日食用 1 至 2 枚刺梨鲜果或干制果实，可以补充维生素之不足，消除士兵的夜盲症，增加健康和体力”。并亲自带领学生采集贵州的野生刺梨，将其干制后捎往抗日前线。抗日战争时期，刺梨成为抗日将士的天然营养包。

1950 年代初，在罗登义教授主持指导下，贵州农学院继续对刺梨开展研究，在资源品种调查、引种驯化、人工栽培、贮藏加工等方面进行了新的研究和探索。

1953 年，一首布依山寨世代流传的惠水民歌，在采风过程中采编收录，最终形成如今唱响大江南北的《好花红》，“好花红，好花红，好花生在刺梨蓬…”传唱的就是刺梨花，优美的旋律把布依族心中的美好传递给全国各族人民。

贵州刺梨规模化发展是从 1951 年 8 月我国最早的刺梨加工企业“国营青岩酒厂”（1954年改名贵州省花溪刺梨酒厂）建立专门加工生产刺梨酒开始。主打产品为“花溪刺梨糯米酒”，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该产品远销四川、重庆、湖南、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等省、市及香港、澳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罗马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1960 年，由林修颧、王兴国、曾宪章等主编的《贵州经济植物图说》中， 对刺梨的性状、成分、用途、加工、鉴别方法及品质规格等作了一定的记述。

196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等主编的我国第一部经济植物志——《中国经济植物志》。对刺梨的学名、地方名、形态特征、生长环境、用途、理化性质、采收处理及加工等均作了比较完整详尽的、科学的描述。

1964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将刺梨列入《食物成分表》，并将刺梨的各种营养指标进行了公布。

1980 年代，科学家们探明其药用价值，全国开始大面积种植刺梨。

1981 年出口创汇 14 万美元。1982 年产品生产能力最高时达到年产 500 吨。由此推动形成了 80 年代中期贵州刺梨产业年产值达到 1131.1 万元的第一次发展浪潮。

1981-1986 年，中国女排实现了“五连冠”，据悉，刺梨为改善女排运动员的营养补充发挥积极作用。当时，为改善女排运动员的营养补充，全国营养专家经过反复论证，最后一致推荐“贵州刺梨”，原贵州农学院下属花溪饮料厂承担为女排运动员加工“刺梨原浆饮料”， 使得女排运动员的体质有了明显改善。

1990 年代中期，刺梨产业形成了第二次发展浪潮，产值达到 9810.5 万元，之后逐年减产直至 2000 年触底后开始回升。

从 2007 年后，贵州刺梨产业快速迅猛发展，2010 年的产值为 18782.35 万元，2018年全省刺梨产业工业总产值超过 10 亿元，迎来了刺梨产业第三次发展浪潮，未来十年将是刺梨发展的黄金期。